黄帝陵

    
　　一、先秦时期
　　祭祀在中国历史传统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左传·成公十三年》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国语·鲁语上》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礼记·祭统》中也有“礼有五经，莫重于祭”之说，认为“五礼”中祭礼最为重要。祖先是最重要的祭祀对象之一，而中华人文始祖黄帝又是要首先祭祀的祖先。
　　传说黄帝去世后，当时的人们就设立神庙、祭坛，用各种精美的器物祭祀黄帝。《绎史》卷五引《纪年》及《博物志》就说：“黄帝崩，其臣左彻取衣冠几杖而庙祀之。”考古材料表明，黄帝时代已经出现了大型的祭坛(如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红山文化祭坛)和神庙(如牛河梁积石冢女神庙)，这可以佐证黄帝去世后即有祭祀黄帝之事的传说。
　　尧舜禹时代，黄帝更加受到人们的崇敬。据《国语·鲁语上》所记：“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礼记·祭法》也说：“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所谓“禘”，《礼记·大传》说：“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祭法》注引杨复的解释说：“禘、郊、祖、宗，乃宗庙之大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之也。”也就是说，每一朝君主追溯自己的始祖，把他当做祭祀的对象，至于始祖以前的更早的祖先，则用禘祭的办法加以报祀。禘礼是一种追念远祖的大礼，古制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举行。由于黄帝开创性的业绩，有虞氏和夏后氏都把他视为远祖，并用祭祖之礼的最高规格祭祀，反映了当时人们对黄帝浓厚的追根报祖之情。
　　三代时的祖先祭祀特别重视功德，以功德为选择祭祀对象的标准。《国语·鲁语》记载：“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礼记·祭法》也有同样记载。黄帝以其开创中华文明的卓越历史功勋，受到人们隆重祭祀。
　　但从商代开始，对祖先的祭祀有所变化。由于父系制的高度发展，人们计算祖先祭祀系列时，更加注重直接的血缘关系，而按照商族的传说，他们的始祖契是由简狄与帝喾所生，因此殷人就“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礼记·祭法》)。这种做法影响到周代，因周族的始祖稷是姜嫒与帝喾所生，他们就“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同上)。虽然如此，中华民族祭祀黄帝的传统并没有中断。那些以黄帝为初祖的诸姓后裔，仍然按照传统习惯祭祀黄帝。
　　春秋战国时期，黄帝作为其苗裔的远祖继续被祭祀。齐侯因*(上次下月)敦铭文证明，战国时期齐国的田氏仍把黄帝视为远祖进行祭祀。同时，春秋战国时期的黄帝祭祀具备了新的意义。由于先秦诸子纷纷借黄帝立言，黄帝和黄帝时代在诸子的著作中被做了不同的描述。儒家的仁义，道家的无为，法家的法治，神仙家的出世，在诸子著作有关黄帝的记载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著作尽管带有著作形成时代的烙印，但同时也反映出黄帝的功绩和黄帝时代的特征不断为人们所认识。当时的人们为了规拟未来社会的蓝图，纷纷研究黄帝和黄帝时代，并开始打出黄帝的旗号，出现了一个重要学派——“黄学”。据《汉书·艺文志》的著录，战国时期出现的“黄帝之书”。有《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等共12类26种。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黄帝四经》，黄学的主要思想是文武并用、刑德并行、以法为符、皆断于法、无处无执、无为而治、保民而王等。这些思想无疑是为结束战争局面，促进大一统的实现而出谋划策。可见，到战国时期，人们在承认黄帝是华夏族的血缘意义上的祖先的同时，更加突出了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黄帝的意义，黄帝成为引导人们从战乱走向统一、走向社会和谐和稳定的旗帜。
　　五帝以及其中的黄帝，本来都是祖先，后来获得天神和帝王的含义。其原因在于五行学说的传播，战国中期以来人们用金、木、水、火、土相克的原理来解释历史的演变规则，认为黄帝代表土德，周代是火德。如果用五行相生的原理推测，火生土，取代周代的王朝应该又是土德；如果用五行相克的原理推测，水克火，土克水，取代周代的王朝应该是水德，而水德之后也是土德。这样一来，代表土行之一的黄帝就具备了神格，被作为天神而享祀了。作为天神的五帝之祭为“迎气”之祭，即迎接季节之气的祭祀。在阴阳五行理论框架下，作为天神的五帝代表木、火、金、水、土五行，又代表东、南、西、北、中五方，又代表春、夏、秋、冬和夏秋之交五个时间，又代表青(苍)、赤、白、黑、黄五种颜色。所以作为天神的五帝有五行之帝、五方之帝、五时之帝、五色之帝等含义，随文而异。《周礼·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四望四类亦如之。”郑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皞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郑玄的这个说法，又将天神五帝与上古的五个历史人物联系起来，并指出了五帝神的名称，其中有部分说法是汉代才出现的。《孔子家语·五帝篇》对五帝的来由做了相当清晰的解释：“季康子问于孔子曰：‘旧闻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实，请问何谓五帝?’孔子曰‘昔丘也闻诸老聃曰：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其神谓之五帝。古之王者，易代而改号，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终始相生，亦象其义。故其生为明王者，死而配五行，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黄帝配土、少皞配金、颛顼配水。’”马端临认为《家语》的解释“其说本正大也”(《文献通考》卷七八)。秦蕙田在《五礼通考·吉礼·五帝》中也称赞说《家语》的解释“文义甚明”。了解以上情况以后，我们就会知道古代的黄帝祭祀有不同类型，或者作为祖先祭祀，或者作为天神祭祀，或者作为帝王祭祀。
　　在确凿的记载中，战国时秦国已在祭祀天神黄帝了。《史记》载秦灵公于前422年(周威烈王四年)曾作吴阳上畤，专祭黄帝。地处西陲的秦族，在秦灵公之前，秦曾祭祀少昊、太昊。但在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和黄学思潮的影响下，秦也开始祭祀炎帝、黄帝。这一方面表明秦国为统一做准备。凡有利于统一、凡在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都纳入其最高祭祀系统；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春秋战国民族融合的大趋势下，任何一个民族都必须吸取其他民族的历史经验，吸纳其他民族的优秀传统。
　　二、秦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沿袭了秦国对白、青、黄、赤四帝的祭祀。
　　按照五德终始说，秦为水德，土克水，所以有汉为土德之说，而黄帝亦为土德，因此，当刘邦响应陈涉起义，在沛举兵时，就曾“祠黄帝”(《汉书·高帝纪》)。汉初以黄老之学治国，而黄学是黄老之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西汉开国之初，历经长年战乱，已是遍地伤痕，满目疮痍，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汉书·食货志》曾形象地描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窘境：“天下既定，民无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上自皇帝下至于平民，都欲“休息乎无为”。在汉初皇帝中，信奉黄学最力的是汉文帝和汉景帝。《史记》《汉书》中记载汉文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除谤诽去肉刑的政策，提倡亲躬藉田，崇尚俭朴的生活作风，都与古佚书所阐述的黄学思想是一致的。景帝继承了文帝的政策，也崇尚“黄学”，而宫阃中信奉“黄学”的有窦太后，她是执行汉初“黄老”政策强有力的人物之一。位至将相而崇尚黄学的有曹参、陈平等人。曹参拜胶西黄学权威盖公为师，后来继萧何为汉宰相。陈平自少年时代起就“治黄帝、老子之术”(《汉书·陈平传》)，他是继曹参、王陵之后的汉宰相。其地位列名臣而崇信黄学的还有汲黯、郑当时等等。汉初社会在前30年就初见成效，此后40年便大见成效。刘邦末年，“天下大安”，惠帝、吕后时期“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中经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原来连天子都不能得到四匹驾车纯一色的马、将相只能坐牛车的状况，到这时已经是老百姓都有马匹，阡陌之间成群，乘母马参加聚会的人都会被摒弃在外。黄学对形成西汉的盛世局面，无疑是很有成效的。在这种大背景下，汉代自然非常重视对黄帝的祭祀。刘邦入关在秦见到四帝畤，又加设了黑帝颛顼之畤，并颁布诏书说，要按照秦的惯例对五帝加以祭祀，此后五帝之祀一直延续到汉成帝之时。
　　对人文始祖黄帝的神化，滥觞于先秦，代表学派是阴阳家。阴阳家的观点在杂家著作《吕氏春秋》中可窥其端倪，主要表现为把五帝与节时、五行相配，《礼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这样黄帝俨然成了司时之神，也成为后世季夏拜祀黄帝的渊源。《淮南子·天文训》更把黄帝说成是执绳而治四方的中央之帝，《淮南子·说林训》高诱注说：“黄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时，化生阴阳。”在汉初黄帝作为上天五帝之一被祭祀，汉武帝时采纳了亳人谬忌“天神贵者泰一”的主张，以泰一神为最高神，五帝降为泰一之佐。汉武帝时在甘泉筑泰一坛，祭昊天上帝“泰一”，在坛之下设五帝坛，用祭天礼的规格来祭祀五帝(包括黄帝)。又根据公孙带所上黄帝明堂图“作明堂汶上”，合祀天神泰一和其佐五帝，使祭祀礼仪初具规模。汉武帝后，黄帝被当做天帝之一加以祭祀，成了封建国家的常规祭典。汉成帝时废除雍五畤和甘泉泰一祠，在长安建南郊，南郊祭坛除昊天上帝坛外，还有五帝坛。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年(26)在洛阳城南建圜丘，为圆坛八陛，合祀天地，其外坛上为五帝位，黄帝位于丁未之地，祭祀礼仪“采元始中故事。”甚至还有专门的“黄郊”，即在季夏之日，专门祭祀黄帝以迎季气。秦汉时期，黄帝作为天帝之一，在封建国家的祭天礼中享受配祭。黄帝神性的膨胀，是黄帝崇拜发展到极致的结果。
　　在对天神黄帝进行祭祀的汉代，对人文黄帝的祭祀也不绝如缕。西汉中期，对于人文始祖黄帝的认识又有一些新变化。随着儒学在汉代被定为一尊，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黄学的政治色彩逐渐淡化，养生之术得到了发展，黄帝被方术之士打扮为懂得飞升之术的祖宗，以致汉武帝在元鼎元年(前116)听到群臣议论黄帝升天之事时，便一心想学黄帝成仙升天。传说汉武帝巡视边防途经桥山，看到桥山上有黄帝的坟墓，就问下臣：“我听说黄帝骑龙升天了，为什么还有坟墓?”臣下回答说：“黄帝成仙上天，群臣安葬了他的衣冠。”汉武帝听后感慨万千，于是在黄帝陵前祭告，祈求像黄帝一样成仙上天。而黄帝因封禅而不死的说法，更使这位梦想长生的皇帝向往备至，表示“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履耳”。在方士怂恿下，汉武帝于前116年举行首次封禅大典，改年号为元封。后来又多次封禅，成为行封禅礼最勤的帝王。在不断求仙而空无所获“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的情况下，还是“羁縻不绝，冀遇其真”。
　　西汉末年代汉的王莽好古，想按《周礼》治理国家。为了名正言顺，他封黄帝后为公侯，使奉其祭祀。他本人也以黄帝为初祖，虞帝为始祖，建黄帝庙方40丈，高17丈，并“郊礼黄帝以配天，黄后以配地”。王莽登上皇帝宝座以后，将轩辕黄帝之祭奉为国祭，并颁布政令，要普天下黎民百姓祭祀轩辕黄帝，以表示他登帝位是继承先祖的意愿，为民造福。他派人重修了轩辕庙，并广征通晓祭典礼制的人，筹办祭祀黄帝的典礼。
　　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主要有三种情况：
　　第一是按照汉代形成的惯例，在南郊祭天的同时设五帝神位，加以祭祀，有时还专门举行“黄郊”以迎季夏之气。祭天礼是天子权力的象征，而这一时期国家分裂，各个分立政权的统治者争夺正统地位，都要行郊天大典，同时祭祀黄帝。据《文献通考·郊社三》，魏晋南北朝时期举行过郊天大典的帝王有：魏文帝、魏明帝、吴孙权、晋武帝、晋元帝、晋成帝、晋康帝、晋安帝、宋武帝、宋孝武帝、齐高祖、梁武帝、陈武帝、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北魏献文帝、北魏孝武帝、北齐高祖神武帝、北周武帝等。举行过“黄郊”迎气之典的帝王有魏明元帝、北齐诸帝、北周诸帝。如北魏明元帝太常三年(418)立五精帝兆于四郊，远近仿五行数，各为方坛。祭黄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
　　第二种情形是在明堂中祭祀五帝，如晋武帝三年于明堂立五帝位，傅玄还撰有“祠天地五郊牺牲歌”，“祠天地五郊送神歌”“享天地五郊歌”。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在明堂中也曾设五帝位。齐高祖建元元年(479)祭五帝之神于明堂，以有功德之君配祀。梁武帝也祀五帝于明堂，服大裘冕以祭，沈约撰有五帝歌各一首。这时的明堂就是太庙，帝王在太庙里面祭祀黄帝，表明当时人们仍然以黄帝为始祖。这一做法继承和深化了秦汉时期祭祀五帝的传统。
　　第三，有的帝王到传说有黄帝遗迹的地方进行祭祀。北魏皇帝借东巡的机会，曾经在今河北涿鹿的桥山先后四次拜祭黄帝。《魏书·太宗纪》记载：太宗明元皇帝在神瑞二年(415)和泰常七年(422)两次驾“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魏书·世祖纪》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神*(上鹿下加)元年(428)，“八月，东幸广宁，临观温泉，以太牢祭黄帝、尧、舜庙。”《魏书·礼志四》记载，北魏文成帝拓跋濬和平元年(460)，“帝东巡，历桥山，祀黄帝”。
　　魏晋时期，因袭了黄帝作为天神享祀的传统，对黄帝的祀典主要表现为祭天随祀、明堂拜祀和迎气之祀，各朝取舍又有不同。曹魏祭祀缺乏连续性，其“郊祀天地明堂，是时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灵台，皆因汉旧事”(《宋书·礼志三》)。晋初“郊祀权用魏礼”，但不久又不采汉郑玄的“六天说”，认为“五帝，即天也，五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通志》亦载“泰始二年诏定郊祀南郊宜除五帝坐”(《通志·礼一》)，太康十年(289)，又因“往者从议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礼文正经不通”，“宣帝以神武创业，即已配天，复以先帝配天，于义亦不安，于是又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晋惠帝时也一度“明堂除五帝之坐”，但不久又更诏“明堂及郊祀五帝如旧仪”(《晋书·礼志上》)。
　　在西晋五十年间，曾两次废止祭天时黄帝作为五帝之一随祀，但由于后世祭祀多袭用旧典，黄帝享祀日久，从而出现时废时举的现象。这反映出在魏晋时期，对五帝的理解已出现分歧，郑玄的“六天说”与王肃“五帝不得为天”的分歧影响到西晋及以后的祭典，西晋王朝在两说之间摇摆不定。
　　南北朝时期，祀典中明确出现了“五人帝”的提法，黄帝一方面以五方上帝之一享祀，另一方面又以五人帝之一身份配祭，可谓是王学与郑学折中的反映。这一时期，黄帝作为五方上帝之一随祀，亦曾出现反复。梁朝因五精上帝俱是天帝，“于坛则尊，于下则卑。且南郊所祭天皇，其五帝别有明堂之祀”，又除南郊五帝祀，加十二辰座。陈代梁后，又“除十二辰座，加五帝座，其余准梁之旧”。南北朝时，黄帝作为五人帝之一配祭表现在郊迎制度上，五郊分迎五精上帝，黄帝同时又作为人帝配祭，并以五官、三辰、七宿从祀(以上魏晋南北朝祭祀黄帝演变，据李桂民硕士论文《黄帝的史实及黄帝崇拜观念的演变》，西北大学，2000年)。
　　隋唐时期对黄帝的祭祀沿袭南北朝，更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从南郊祭天和五郊之祭来看，隋唐都沿袭了在南郊祭天以五帝配，以及四时迎气之祭的做法。隋代郊迎制度因循前朝，以四立之日及季夏，各于其方之近郊为兆，迎其帝而祭之。《隋书·礼仪志二》记载了隋代郊坛情况：“隋五时迎气。青郊为坛，国东春明门外道北，去宫八里，高八尺。赤郊为坛，国南明德门外道西，去宫三十里，高七尺。黄郊为坛，国南安化门外道西，去宫十二里，高七尺。白郊为坛，国西开远门外道南，去宫八里，高九尺。黑郊为坛，宫北十一里丑地，高六尺。并广四丈。”不过当时皇帝较少亲祠，往往由贵臣礼官摄行。唐代《开元礼》明确规定，冬至南郊祭天，要设昊天上帝神座和五方帝神座，五郊之黄郊多定在季夏土王日举行。根据五行理论，五行轮流居统治地他，土王日的“王”指当政为王，就是说夏六月土为王时。唐武德、贞观年间，仍岁祀五帝。武则天临朝时，五帝不再称天。《通典·礼典三》：“永昌元年九月敕：天无二称，帝是通名，承前诸儒，互生同异。乃以五方之帝，亦谓为天，假有经传互文，终是名实未当。称号不别，尊卑相浑。自今郊祀之礼，唯昊天上帝称天，自余五帝皆称帝。”《开元礼》所定岁祀五帝之礼与武德、贞观之制基本相同，略为：“立春日祀青帝于东郊，以太昊配，句芒、岁皇、三辰、七宿从祀；立夏日祀赤帝于南郊。炎帝配，祝融、荧惑、三辰、七宿从祀；季夏日祀黄帝于南郊，轩辕配，后土、镇星从祀；立秋日祀白帝于西郊，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从祀；立冬日祀黑帝于北郊，颛顼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从祀。”(《文献通考·郊社十一》)
　　唐代五郊祀中最重东郊，《新唐书·玄宗纪》有开元十六年(728)正月“丁丑，迎气于东郊”。《旧唐书·礼仪志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句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浐水之东面，而值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句芒坛在东南。”《旧唐书·归崇敬传》：“汉魏、周、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所谓合礼。”唐代土德，所以又比较重视黄帝之祀。
　　从黄帝陵庙致祭来看，隋代废止了祀黄帝于明堂的做法，主要在圜丘祭天、孟夏雩祭和郊迎制度中祭祀黄帝。自隋唐起，朝廷在历代帝王陵寝所在地进行祭祀。唐玄宗时制定的《开元礼》曾明确了一些帝王陵寝的所在地，但对于黄帝陵所在地尚未能确定，唐代宗大历五年(770)鄜坊节度使臧希让上言：“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请置庙，四方飨祭，列于祀典。”这里所说的坊州黄帝陵阙就是今黄陵桥山黄帝陵。唐代宗批准了这一请求，从而使此地黄帝陵庙致祭被纳入祭典。
　　隋唐时期的黄帝祭祀还出现了一种新现象，那就是中央开始设立专门的三皇庙和五帝庙。隋代以祭祀先代帝王为常祀，在京城立有三皇五帝庙，另立庙祭祀三皇以前诸帝。唐玄宗时，除在京师祭祀三皇五帝外，又下诏在京师设三皇以前帝王庙，与三皇五帝庙相近，按时致祭。
　　四、宋元明清时期
　　宋元时期对黄帝的祭祀与前代相比稍有变化。从整体上来看，第一，沿袭了南郊祭天时五帝附祭和四时迎气之黄郊；第二，历代帝王庙中黄帝作为五帝之一受到祭祀；第三，黄帝陵庙致祭。在这整个布局中，原来的明堂报享五帝的制度逐渐消失，而历代帝王祭祀的地位上升。
　　在宋元时期的黄帝祭礼中，黄帝陵陵庙致祭受到了高度重视。赵匡胤对轩辕黄帝的祭祀是很重视的，宋李昉《黄帝庙碑序》中记载，在开宝五年(972)时，赵匡胤降旨：凡前代帝王功德昭著泽及人民者都应崇奉，不得使其庙貌荒废。当时轩辕黄帝庙被列为重点加以整修维护。同时规定朝廷对轩辕黄帝庙每三年祭祀一次。为了祭祀方便，把唐代宗大历中设置的黄帝庙从桥山西麓移到今天黄帝庙所在地。
　　元代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也很重视。《元典章》中规定：伏羲、神农、黄帝是开天辟地的先祖，国家应当祭祀。但是三皇被视为医家的祖先，不再由皇帝亲祭，而改由十大医师主祭。在各地仿照“孔子庙”设立“三皇庙”，与社稷坛鼎足而立。“三皇庙”很快普及到了民间。各地“三皇庙”有时也称“药皇庙”。
　　宋元时期，除了朝廷对黄帝三年一祭外，还有一些名人到黄帝陵拜谒黄帝。如“文能治国，武能保疆”的北宋名臣范仲淹，于宋仁宗宝元三年(1040)到陕西就任后，专程上桥山致祭黄帝陵。元朝末年的著名道士张三丰，也曾经来到桥山，瞻仰了轩辕黄帝庙。
　　明代对黄帝的祭祀有较大的变化。首先是明代取消了郊天礼中用五方帝从祀的做法。圜丘祭天为古时最隆重的礼仪，且最早配祭黄帝，而后演变为配祭五帝。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后，大兴百神之祀，命李善长研究祭天之礼。李善长提出祭祀昊天上帝不必以五帝从祀。朱元璋采纳其建议，进一步简化繁缛礼仪，“釐正祀典，凡天皇、太一、六天、五帝之类，皆为革除”，改变了祭祀天地时以五方帝从祀的传统。明代也没有五时迎气的做法。其次，明代发展了在中央设历代帝王庙祭祀历代帝王的做法。明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建帝王庙于京师，祀三皇五帝及汉唐创业之君，每岁春秋致祭。“帝以五帝三皇及汉唐创业之君，俱宜于京师立庙致祭，遂建历代帝王庙于钦天山之阳。”七年，又“令帝王庙皆塑衮冕坐像，惟伏羲、神农未有衣裳之制，不必加冕服”。洪武二十一年(1388)，因京师帝王庙发生火灾，改建于鸡鸣山。明成祖迁都北京，在京城建历代帝王庙前，一度将历代帝王附属于天地祭祀。嘉靖十一年(1532)，复在北京建历代帝王庙，恢复常规的致祭。再次，明代对黄帝陵寝也非常重视。朱元璋即位之初，就认为轩辕黄帝不仅是医家的祖师，也是中华民族的远古祖先。洪武三年(1370)，他派遣使臣到全国各地调查，查明各行省有先代帝王陵寝79处。洪武四年(1371)，“礼部定议，合祀帝王三十五。在河南者十：陈祀伏羲、商高宗，孟津祀汉光武，洛阳祀汉明帝、章帝，郑祀周世宗，巩祀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在山西者一：荥河祀商汤；在山东者二：东平祀唐尧，曲阜祀少昊；在北平者三：内黄祀商中宗，滑祀颛顼、高辛；在湖广者二：酃祀神农，宁远祀虞舜；在浙江者二：会稽祀夏禹、宋孝宗；在陕西者十五：中部祀黄帝，咸阳祀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宣王、汉高帝、景帝，咸宁祀汉文帝，兴平祀汉武帝，长安祀汉宣帝，三原祀唐高祖，醴泉祀唐太宗，蒲城祀唐宪宗，泾阳祀唐宣宗”(《明史·礼志四》)。又派遣秘书监丞陶谊等人对桥山黄帝陵庙进行勘察、修葺，筹备祭祀仪式。同年，朱元璋降旨废除了各地建立的“三皇庙”和“由十大医师祭祖”的礼制，规定祭祀黄帝由皇帝或派遣大臣祭祀。桥山黄帝陵列为国家祭祀始祖的圣地，要求每次祭陵的祭文、祭祀日期、祭品名称、数量和主祭、陪祭官员姓名都要刻石立碑。又特遣中书省管勾甘赴黄帝陵致祭，这次祭祀留下了我们所见的最早的一篇祭祀黄帝的祭文。为了保护祭祖圣地，黄帝陵庙设五品护陵官二人。后来县令即为护陵官，由五品官担任。洪武七年(1374)，明太祖降旨在轩辕庙大殿内塑造轩辕黄帝坐像一尊，以利后世瞻仰祭奠。
　　此后，三年一大祭，太祭时由皇帝亲写祭文，由太常寺派遣大臣携带香帛、贡品前来桥山祭祀。明朝诸帝对黄陵祭祀不断，洪武四年、二十九年，永乐十二年(1414)，宣德元年(1426)，景泰元年(1450)，天顺六年(1462)，正德元年(1506)、十一年(1516)，嘉靖十年(1513)、三十一年(1552)，隆庆四年(1570)，万历元年(1573)、二十八年(1600)，天启元年(1621)，均遣使赴黄帝陵祭祀。今黄陵保存有明太祖、成祖、宣宗、代宗、英宗、武宗、世宗、穆宗、神宗、熹宗等皇帝遣使到黄陵致祭的碑文。
　　清代对于黄帝的祭祀沿袭明代，集中在两大顶：一项是中央历代帝王庙展祭，多由皇帝主祭，春秋两次祭祀。一项是黄帝陵庙致祭，多由皇帝派专员致祭，一般是每三年一次，也有临时祭告。其他常年春秋之祭由地方官操办。
　　清朝对黄帝陵庙的祭祀，仪式隆重。规模宏大，次数较多。除常规之祭外，逢皇帝登基，太后寿辰，国家庆典，平息叛乱，水旱灾害，五谷丰登，大功告成等重大事件，特别是需要团结御敌，或获重大成功需要祭告祖先在天之灵时，也常由皇帝决定祭祀黄帝。清朝对黄帝陵的祭祀，见于记载的有30次：清世祖顺治八年(1651)派专官到黄帝陵进行祭祀；清圣祖康熙元年(1662)敬遣专官到黄陵祭祀；清圣祖康熙七年(1668)遣工部杨运昌祭告黄帝陵；清圣祖康熙二十一年(1682)遣工部右侍郎加一级苏拜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有督理陕西等处地方粮储道副使加四级李国亮、延安府知府毛文堃、中部县知县金兰芝等；清圣祖康熙二十七年(1688)遣鸿胪寺卿刘楷致祭黄帝陵，陪遣官有延安府知府张伟、鄜州知州胡正著、洛川县知县许廷佑、中部县知县李暄、宜君县谢裁秋、儒学训导阎仕、典史葛珙等；清圣祖康熙三十五年(1696)因岁歉为民祈福，遣都察院协理院事左佥都御史常继圣致祭于黄帝陵；清圣祖康熙四十二年(1703)为康熙帝五旬大寿并亲阅黄淮堤工回銮，派遣大理寺少卿莫音代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有延安知府吴存礼、鄜州知州高怡、洛川县知县萧长祚、宜君县知县声兆鲲、中部县知县黄觐光、典使孙时铉、儒学训导阎仕等；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为皇太子废而复立，遣户部右侍郎加二级张世爵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延安知府加一级孙川等，从祀官鄜州知州高怡、洛川县知县萧长祚、宜君县知县李之玮、中部县知县祝文彬等；清圣祖康熙五十二年(1713)为康熙帝六旬大寿遣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蔡升元致祭于黄帝陵，陪祀官为延安知府如二级孙川，从祀官有鄜州知府加一级功加记录二次张云鹤、洛川县知县加一级向兆麟、宜君县知县加一级李良模、中部县知县加一级邰衡等；清圣祖康熙五十八年(1719)遣左春坊左赞善兼翰林院检讨吴孝登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鄜州知州加一级功加记录二次张云鹤、洛川县知县加一级军功记录一次向兆麟、中部县知县加一级杜乔等。清世宗雍正元年(1723)遣通政使司右通政钱以垲致祭黄帝陵；清世宗雍正二年(1724)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江球致祭黄帝陵，陪祀官为整饬榆林中西二路兼分巡道陕西按察使司布政司参议朱曙荪，从祀官有延安府正堂加三级记录二十五次沈廷正、鄜州正堂加一级孙毓诠、署肤施县正堂加一级徐珩等；清世宗雍正十三年(1735)太常寺少卿鲁国华致祭黄帝陵，从祀官有直隶鄜州知州李如沅、中部县知县何任、宜君县知县许克家等。清高宗乾隆二年(1737)为世宗配享圜丘礼成，遣翰林院侍读学士世臣致祭黄帝陵，从祀官有礼部文林郎加一级邢通、直隶鄜州知州加三级李如沅、署直隶鄜州同州府通判加三级商北麟等；清高宗乾隆十四年(1749)遣太常寺少卿钟衡致祭于黄帝陵，陪祭官为分巡凤邠盐道按察司副使永敏，从祀官有同州府通判署直隶鄜州事赵铨、洛川县知县方楚正、中部县知县杨必名、宜君县知县许治、中部县儒学训导王运会等；清高宋乾隆十七年(1752)为慈宁太后万寿晋号，遣太常寺少卿涂逢震致祭黄帝陵，陪祀官有鄜州直隶知州加三级武敬、洛川县知县老尔昌、署宜君县朱家鄜濂、中部县知县王纲等，从祀官为同州府盐通判加一级赵铨；清高宗乾隆二十年(1755)为荡平准部、太后晋号，遣太常寺卿熊学鹏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候补知府署鄜州知府雷正、鄜州直隶州知州记录十次英德、中部县知县王纲等；清高宗乾隆二十五年(1760)遣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赫庆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直隶郝州知州刘麟勋、中部县知县巩敬绪、宜君县知县侯於蓟、中部县儒学训导李凤冈等；清高宗乾隆三十七年(1772)为太后万寿晋号，遣宗人府府丞李友棠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鄜州知州阿林、鄜州分州吴廷试、洛川县知县温崧曾、中部县知县董廷楷、宜君县知县袁维丰、鄜州儒学训导李如坤等；清高宗乾隆四十一年(1776)为阿桂平定大小金川，遣内阁学士唐吉泰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候补直隶州署鄜州加三级记录五次林苹范、洛川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五次温崧曾、中部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五次董廷楷、署宜君县知县加三级记录三次任重、中部县儒学训导江自岚等；清高宗乾隆四十五年(1780)为乾隆帝七旬寿诞，遣内阁学士钱载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洛川县知县加三级记录黄辉、中部县知县加五级记录五次董廷楷、中部县儒学训导江自岚等；清高宗乾隆五十年(1785)遣内阁学士胡高望祭告黄帝陵；清高宗乾隆五十五年(1790)遣内阁学士依兰泰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元年(1796)遣陕西副都统花向阿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五年(1800)为高宗配享圜丘礼成，遣户部右侍郎周兴岱祭告黄帝陵：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1819)为嘉庆帝六十寿诞，遣部察院左副都御史和桂致祭黄帝陵，陪祭官有鄜州直隶州知州鄂山、中部县知县恒亮，执事管右中部县训导朱体元、宜君县马兰镇巡检刘询等。清宣宗道光元年(1821)遣西安副督统哈兴阿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知州硕庆，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赵炳、宜君县知县邓培绶、中部县典史韩廷楷等；清宣宗道光十六年(1836)为太后万寿晋号，遣陕西榆绥镇总兵官郭维昌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鄜州直隶州知州吴明捷，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张云瑞、中部县典史毛诗、前署中部县典史赵洙等；清宣宗道光二十六年(1846)又为太后万寿晋号，遣西安右翼副都统甘露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知州张其翰、中部县知县郭云章；清宣宗道光三十年(1850)遣西安左翼副都统常春致祭黄帝陵，陪祭官为署鄜州直隶州陈捷魁、中部县知县郭云章，执事官有中部县训导李荣春、洛川县训导路三登、宜君县训导孙震生等。30次中，清世祖顺治在位18年，祭陵1次；清圣祖康熙在位61年，祭陵9次；清世宗雍正在位13年，祭陵3次；清高宗乾隆在位60年，祭陵10次；清仁宗嘉庆在位25年，祭陵3次；清宣宗道光在位30年，祭陵4次。
　　清末爱国志士祭祀黄帝陵，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光绪年间，丘逢甲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桥山祭扫黄帝陵墓。丘逢甲，字仙根，号沧海。台湾省漳化人，出身望族。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兵部主事。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清廷和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丘逢甲刺破手指写出血书：“拒倭守土”四个大字，召集士绅联名据理力争，并率领“八千弟子”奋起抗日，“倾家财以为兵饷，不足则乞诸义士以助之”。号召青壮年，晓以民族大义，“人自为战，家自为守”，与侵略者浴血奋战二十多昼夜，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而失败。失败后，他漫游各地，到陕西后，在友人的提示下，专程到中部县祭扫黄帝陵，寄托爱国情怀。1908年重阳节，陕西同盟会祭扫黄帝陵，在先祖陵前宣读祭文，决心复兴中华民族。这次祭祀的祭文由郭希仁和张赞元起草，参加祭祀的有陕西16人，四川7人，甘肃、山西各3人，广东1人，共20多人。并决定每年农历二月二日祭陵一次，祭扫时必须有“告墓文”，后改称“誓墓文”。
　　

黄陵文典.黄帝祭祀卷/程良宝主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